发布时间:2021-12-2来源:都市快报365bet皇冠体_365bet在线注册_office365账号永久激活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个博物馆影响一座城。杭州博物馆与吴山相依相偎,好像天生就该生长于此。杭州博物馆馆长王英翔说:“这是属于杭州人自己的博物馆,每一个成长、工作和生活在杭州的人,都应该了解它。”
粮道山18号,吴山脚下的杭州博物馆,隐于热闹的河坊街历史文化街区,是了解杭州城历史变迁的好去处。
很多人都知道,杭州博物馆里有一只着名的战国水晶杯,但事实上馆藏的宝贝远不止于此。今天,我们就来看看文物出版社全新出版的《钱唐古物志》,书中详尽记录了杭州出土的、与杭州历史相关的150件馆藏珍贵文物。
今年,杭州博物馆建馆20周年,到目前已经接待了2000多万人次的中外观众。去年,杭州博物馆又增挂杭州博物院(筹)牌子。
建馆二十周年,杭州博物馆特别推出“粮道山18号计划”,串联起线上线下展览、公共艺术项目、影像系列、出版项目、公共教育项目等。
正在进行中的同名展览,展出馆藏精品158件,跨度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到21世纪的展品,绝大多数都与杭州这座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,呈现了不同时期杭州的历史、文化、物质生活等人情风貌,其中77件为首次展出。
我们请杭州博物馆的文物专家们,从《钱唐古物志》中精选出一些最重磅的精品文物,一起了解这些杭州本塘出土的文物故事。它们中的大部分,可在杭州博物馆正在进行的展览中见到。
玉虎饰件
战国(前475-前221)
长2.5厘米,宽1.2厘米,厚0.5厘米
1990年杭州半山石塘战国1号墓出土
很快就是农历虎年,这头迷你又呆萌的玉虎是不是很应景呢?一头奔跑状的虎,正好是虎虎生威、龙腾虎跃进新年的好寓意。
玉虎饰件呈鸡骨白色,圆雕,虎爪收拢,口微张,鼻、目清晰可见,尾上翘,全身卷云纹饰毛发,腹部两侧再饰以细小阴刻线。
玉虎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。其功能可能有两种,第一种是据《周礼》记载:“以玉作六器,礼天地四方……以白琥礼西方,以玄璜礼北方。”琥就是雕刻成虎形的玉器,玉虎为礼器。第二种则据《说文》:“虎,发兵瑞玉。”玉虎是发兵的信物。就像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到的虎符,会劈为两半,左半交给将帅,右半由皇帝保存,用于调兵遣将。
不过,目前所见的虎形玉器大多数都是佩饰,有片状,也有圆雕。山西博物院藏有一件战国早期虎形玉佩从尺寸、造型和雕刻工艺上与这件十分相似,说明这一时期,玉器或治玉工艺的南北交流已较普遍。
1990年,玉虎饰件在杭州半山石塘战国1号墓出土,这里同时出土的还有杭州博物馆镇馆之宝“战国水晶杯”。
龙泉窑粉青釉凸弦纹奁(lián)式炉
南宋(1127-1279)
高10厘米,口径10.4厘米,足径7.4厘米
1978年12月杭州葛岭出土
奁,本为盛放食物或梳妆用品的容器,战国时期即有出现。宋时尚古之风盛行,模仿古铜奁之形作瓷香炉,即是当时尚古的表现。
这件奁式炉出土于杭州葛岭。葛岭是着名宗教圣地,相传东晋时便有着名道学家葛洪在此修行炼丹,至今仍有玛瑙寺山门屹立。南宋时期,无论是佛道两界,还是世俗各阶层,盛行焚香之风,各种类型与质地的香炉也因此精彩纷呈。
此类三足奁式炉,宋人称为“奁”“小奁”“古奁”,周密《武林旧事》所列清河郡王张俊进奉高宗的16件汝窑器有“大奁一,小奁一”,陆游《斋中杂题》中提及的“古奁香斫鹧鸪斑”等,皆指奁式香炉。除龙泉窑外,汝窑、定窑、吉州窑等皆有烧造此类产品。
青白玉鳜鱼挂件
南宋(1127-1279) 长7厘米,宽3厘米,厚1.55厘米
同样是一件喜庆又吉祥的文物。这件青白玉鳜鱼,圆雕,鱼体肥硕,圆眼大嘴,以写实的手法,再现出一尾鳜鱼悠游水中的情景,富有动感。鱼脊有一穿孔,可见这是配饰。
唐代诗人张志和所作《渔歌子》中有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”,宋代诗人陆游在游鉴湖时,曾写下“新钓紫鳜鱼,旋洗白莲藕”。西塞山位于现浙江省湖州市,鉴湖位于现浙江省绍兴市,这些诗句说明,唐宋之时,鳜鱼已是江浙地区多见的食用鱼类。
宋代,玉器世俗化风格渐盛,玉雕题材愈加贴近民俗生活。由于“鱼”与“余”相谐音,寓意“连年有余”,鱼类造型的器物,像鳜鱼挂件等,在当时较为流行。
无款竹丛雀鸟图团扇页
南宋(1127-1279)
纵25.3厘米,横25.5厘米
团扇面上,一只白肚雀鸟停在树枝上,正昏昏欲睡,眼睛半闭,头部埋在翅里。白色线条勾画而成的白肚鼓鼓的,给人一种柔软、毛茸茸的感觉,与坚挺粗毛管组成的翅膀形成质感的反差。
宋代是团扇流行的高峰时期,其功能和价值,远远超越了团扇面本身的价值,成为展示绘画艺术的一种载体,文人墨客竞相把玩的艺术鉴赏品。
宋代的团扇绘画,也因此成为宫廷绘画的一种表现形式,尤其是在南宋。这些团扇绘画作品既有名家所绘,也有很多无款的作品。
临安府贰拾文铅牌
南宋(1127-1279)
长5.5厘米,宽1.4厘米,厚0.15厘米
铅牌,是为应急临时发行的地方性代用货币钱牌的一种。宋室南迁之后,由于战争频发,国库空虚,财政捉襟见肘。除了继续铸行铜币、大量发行铁钱,宋室还临时发行钱牌。
从目前发现的钱牌所示铭文来看,钱牌主要在临安府(今浙江杭州)、江州(今江西九江)、和州(今安徽和县)等地流通使用。临安府钱牌按质地可分铜牌和铅牌两种,正面均铸楷书“临安府行用”五字,铜牌背面铭“准贰佰文省”“准三佰文省”“准伍佰文省”,铅牌背面则铭“准壹拾文省”“准贰拾文省”等。钱牌上端铸有小圆孔,便于穿系。
“省”,意为“省陌”,一百钱币为足陌,不足百数之钱当百数使用则是“省陌”。
这枚临安府贰拾文铅牌仅可在临安府内使用,一定程度上起到弥补临安城内铜钱流通不足的作用。由于此类钱牌在战争时期发行,流通区域有限,流传至今存世量不多,较为罕见。
“清河坊西”戳记金叶子
南宋(1127-1279) 长10.15厘米,宽4厘米
南宋货币中,有一种叫金叶子,或称叶子金。但许多年来一直只见记载,未见实物。20世纪90年代以后,在浙江杭州、温州、湖州等地陆续出土了钤有不同铭文的折叠状金箔,据考证就是所谓的金叶子。
从现有出土的金叶子和金铤来看,其铭文如出一辙,重量也大致相当,为35-40克之间,在宋代约合黄金1两。金叶子折数不等,以10页折较为典型。
其铭文戳打有规律,四角戳打地名,如“清河坊西”“保佑坊南”“天水桥东”等,显示铸造该金叶子的金银铺所在区域与方位,大多为南宋临安城内的街巷名,间接证明了当时临安城内金银交引铺繁盛林立。中间戳打金银铺主或金银匠名,如“阮六郎铺”“陈二郎铺”“郭顺记”等,有的名称下方还戳印表示成色的“十分金”字样,部分还有金银铺独有的押记。金银铺在货币上打上标明成色、铺名、工匠名等多种内容的戳记,可以彰显店铺信誉优良,产品成色可靠,提高知名度。
金叶子具有携带方便,易分割的特点,据文献记载,黄金货币主要用于兑换钞引、赋税、上供、军费、国费开支等途径,是研究南宋金融经济史的重要物证。
“伯几(jī)印章”白文铜印
元(1271-1368)
长2.5厘米,宽1.7厘米,高2.4厘米
1989年4月杭州苗圃元代鲜于枢墓出土
这两枚印均为铜质鼻纽,出土时残有印泥,且在传世作品上有同文钤印发现,专家认为应为鲜于枢生前使用之物。
鲜于枢(1246-1301),字伯几,号困学民、困学山民、直寄老人、直寄道人、虎林隐吏,渔阳(今河北蓟县)人,曾任江浙行省都事,后官至太常寺典簿。晚年,他隐居在杭州西溪,闭门谢客,潜心研究诗书画曲。他知识渊博,艺术素养非常高,不仅通六艺、工书画,对文学音乐亦是高手,深得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推崇。
《鲜于枢过目书画及所用印鉴》中摘录鲜于枢用印16枚,其中1286年鲜于枢跋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,钤印七种,其中即包含“鲜于枢伯几父”“伯几印章”二印。
此外,“伯几印章”还见于宋米芾《致景文隰公札》、宋米友仁《云山图》(钤盖于1290年)、鲜于枢自己作品等。这两方文人私印实物,实属罕见,对研究鲜于枢本人作品及元初南方文人鉴藏史有重要意义。
雷峰塔经砖龙纹砚
中华民国(1912-1949)
长35.5厘米,宽16.2厘米,高5.2厘米
砖砚,即古砖改制的砚。早在唐宋时期,就有文人雅士以秦砖汉瓦加工成砚,雕刻精美的纹饰,并为之刻铭,作为纪念和见证,成就一段文房雅趣。清中晚期至民国初年,随着金石学的中兴,大量文化名人对收藏古砖、砖砚偏爱有加,逐渐形成一种风尚。
这方砚采用雷峰塔藏经砖改制而成。藏经砖通常在一端设有圆孔用于贮藏经卷,这块经砖质地细密,雕刻精美,正面浮雕海水鱼龙纹,寓意“鱼跃龙门”。中间刻长方形凹陷砚池,为研墨处。四边、背面多处刻有砚铭和雷峰夕照景观图。而多处砚铭详细记载了雷峰塔坍塌的过程和制作者、收藏者对于这方砖砚和它背后曲折故事的诸多感慨。
铜权
元延佑五年(1318)
高19.0厘米,底径9.7厘米,重6.3公斤
1989年杭州祖庙巷文浒弄中河工地出土
权,是古代中国度量衡中的衡器,称重量的器物,俗称“秤砣”,是悬挂秤杆之上可以移动的砝码。
这件铜权,纽端似“山”形,钮下有一圆孔为穿绳用。溜肩,肩部有两道弦纹。圆腹,下腹束腰处有一箍(gū)状突起。权腹铸楷体阳文“成八十杭州路延佑五年”字样。“成八十”有可能是铜权的编号。“杭州路”为铸造或发行地区。元代是行省制度,行省下设路、府、州、县四级,“路”相当于现在的“市”。“延佑五年”为纪年,即公元1318年,属元代中期。
从现在发现并收集的元代铜权来看,所铸地名有40余个,基本上是路一级的,集中在中书行省和江浙行省,证明这两地商业活动繁荣。此时的杭州繁华富庶,经济发达。这件有着明确纪年和“杭州”款识的铜权,是元代杭州地区商业经济活跃的明证。
行春桥魏三郎匠刻款 双夹层牡丹纹鎏金银盏
宋(960-1279)
口径7.6厘米,底径3.8厘米,高4.7厘米
这件鎏金银盏造型生动灵巧,由内外两层构成,中空。内层錾(zàn)刻牡丹纹,构图丰满,线条灵动;外层腹壁高浮雕牡丹花卉和枝叶纹,脉络细致,枝繁叶茂。外壁近圈足旁刻有“行春桥魏三郎匠”款,圈足中心有梅花形镂孔。
《武林旧事》卷六《瓦子勾栏》中记载,南宋临安府天竺路上的行春桥畔,有行春瓦子,是当时有名的综合性市场,集娱乐、百艺杂技、买卖交易为一处。后因杭州话中“行(háng)春”“洪(hóng)春”发音相似,因缘附会,“行春桥”便成了今天杭州灵隐路上的“洪春桥”。“魏三郎”约为南宋行春桥(即今天杭州灵隐路)附近的一位金银匠人,在盏底部錾刻金银铺地域和匠名,应是出于店铺宣传和商业信用的考虑。
宋代金银器上的立体凸花工艺,制作难度大,工匠需拥有极高的绘画和造型功底。从出土器物看,夹层结构的,多为杯、盏、碗等饮用器物,主要起隔热保温作用,可见宋人对于生活细节的考究。
“长城孙家造”人物故事纹菱花形铜镜
宋(960-1279)
直径21.9厘米,边厚0.5厘米 杭州见仁里出土
铜镜呈七瓣菱花形,边缘较窄,镜纽已残损。镜背雕龟鹤仙人故事图案,左侧为一名手捧寿桃的童子,童子上方一只仙鹤展翅飞翔,右侧端坐一名宽袖长袍的长须仙人,有头光。镜背下方饰一龟和花草。画面整体取“龟鹤延年”的寓意。
纽上方铸有“长城孙家造”五字铭文,应为制镜商家的名号。
“龟鹤仙人”是宋代最为流行的铜镜纹饰题材之一。宋代是继唐代之后的道教兴盛期,日常照面饰容的铜镜,也打上了这种鲜明的时代印记,龟鹤、仙人、松石这些与修仙长寿相关的符号都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装饰元素。
记者 余夕雯 通讯员 陈晶 杨潇
转自:浙江文物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