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时间：2022-10-31来源：中国新闻周刊作者：记者 倪伟

站在国家博物馆大厅举目仰望，巨大的“盛世修典”海报悬挂在三楼的整面墙上。这是个以中国古代绘画为主题的大型展览。有些偶然转进“盛世修典”展厅的观众，看了很久才意识到：原来这些不是真迹。这些画远看精美绝伦，纤毫毕现，近观才能发现，画作表面光滑平整，是打印的。

9月29日，“盛世修典——‘中国历代绘画大系’成果展”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。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

这些展品是“中国历代绘画大系”出版过程中为确定印刷标准产生的打样稿档案。展品上起先秦，下到明清，将中国古代最经典的绘画搜集在一起，多达1700余件，堪称一部立体的中国绘画史。从《清明上河图》 《千里江山图》 《溪岸图》等宋代名画，到明四家、元四家、清代“四王”“四僧”等名家名作，满满当当挂了一面又一面墙，让人颇感奢侈。

9月28日，开幕前一天，金晓明来到国博，又一次浏览了一遍所有展品。他是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、《宋画全集》《元画全集》副主编，这些样稿在编辑过程中，不少都经过了他的手，其中一些作品是他满世界亲自拍回来的。“三生有幸。”他操着南方口音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亲眼见过那么多传世名画，从古至今少有这样的机会。

2005年，浙江大学与浙江文物局启动《宋画全集》编纂，雄心勃勃地希望集纳全世界公立文博机构所藏存世的宋代绘画，以高清印刷的方式让世人看见。后来，雄心越发壮大，从《宋画全集》扩展到《元画全集》 《明画全集》《清画全集》和《先秦汉唐画全集》，合为“中国历代绘画大系”。到今年，这项工程即将结项，出版了5集60卷226册，收录12405件套中国绘画，来自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。

极为脆弱的古代书画，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始终难以逾越。这项为历代绘画拍摄和出版高清图像的行动，让绘画既藏之名山，又广为流传。

“全宋画”

国家博物馆“盛世修典”展览中，面积最大的一幅展品基于《千里江山图》制成。这幅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的鸿篇巨制，原画近12米长，展览中的画稿又将其放大两倍，制成灯光效果图。旁边附了一篇小文章，讲述了这幅画进入《宋画全集》的经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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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国内收藏宋画数量最多的机构，故宫博物院是否支持《宋画全集》，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关。2005年，《宋画全集》甫一启动，项目团队就前往故宫，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请求支持。郑欣淼欣然同意，随后故宫为编委会提供了馆藏现有的宋画的照片。

不过，以前这些用4×5英寸胶片拍摄的照片，虽然质量已经很高，却无法达到《宋画全集》的图像要求。为了纤毫毕现地呈现画作原貌，《宋画全集》定下前所未有的标准，不仅是故宫，全球也没有几家收藏机构可以提供如此高清的照片。

《宋画全集》编委会向故宫提出，能不能提取出全部宋画，专门拍摄一次？基于对《宋画全集》学术意义的认可，故宫配置专门团队，历时两年多，完成所藏宋画的重新拍摄。自1992年之后，《千里江山图》长达17年未曾开卷，经过慎重考虑，2009年，故宫为了《宋画全集》重新展卷拍摄。

故宫的支持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。“故宫的态度，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文物界的态度。”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委员会副主任、浙江省文物局原局长鲍贤伦说。

《宋画全集》分为七卷，前三卷为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、辽宁博物馆藏品卷，后三卷是中国其他文化机构、欧美和日本藏品卷，第四卷是台北故宫藏品卷。到2011年，前三卷和后三卷都出版了，唯有最中间的第四卷始终缺席，像一道裂口。

与台北故宫的沟通旷日持久、几番起伏。直到2021年，大系项目临近收尾，《宋画全集》台北故宫藏品卷终于出版，《溪山行旅图》《万壑松风图》等传世名作从此如在眼前。

有学者曾经评价，在《全宋词》《全宋诗》《全宋文》等大型典籍之后，《宋画全集》堪为与它们相提并论的“全宋画”。

在汇集宋画的同时，唐画与元画自然而然进入视野中。在中国绘画史上，元画与宋画是并驾齐驱的两座高峰。宋人重格物，致力于描绘世间万物的真实，院体画成就尤高；元画则强调境界与笔墨，是文人画的鼎盛期。唐画更为稀少，许洪流说，存世的唐画有些其实是宋代摹本，为《宋画全集》收集资料时，一些收藏机构不愿“降格”列为宋画。为了安放这些名画的影像，编辑团队决定启动唐画项目，最终，成果则远远超出唐代范畴，形成《先秦汉唐画全集》。

元代及以前的绘画，由于存世量稀少，编委会的目标是“有一件收一件”。进入明清之后，作品存世量大增，总量数以万计，不得不进行遴选。金晓明说，遴选标准大体有三个，一是在中国艺术史上不断被关注、研究的经典作品；二是具有历史文献价值，包括历史学文献和绘画史文献价值；三是反映一些画家的独创性和艺术性，以及对画家具有研究价值的作品。

有些绘画的断代和真伪存在争议，除了“一眼假”的作品，那些存在争议的作品，如果符合遴选要求也大胆选入。金晓明解释，因为大系的首要定位是重要的艺术史研究图像文献资料库，最重要的职责是提供详尽的资料，以供全世界的学者研究。在收录的作品后面，编辑团队都详细地梳理了作品信息，包括学术争议情况。

每一卷中，编辑团队都附上了详尽的前言。为了增强研究价值，编辑团队还将每幅画中的印章都抠出来，通过技术使其清晰化，列在附录中。这些印章是辨别作品真伪、研究流传线索的重要依据。

寻访全球

今年夏天，浙江大学历代绘画大系编辑团队收到大英博物馆的邮件，发来的是清代画家邹一桂的《松竹石泉图》。这幅图画在东晋画家顾恺之名作《女史箴图》卷尾。在电脑里，出版社编辑将《松竹石泉图》与《女史箴图》前卷拼合在一起。至此，《女史箴图》实现了首尾相连。

《女史箴图》原作已经遗失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般被认为是1400年前的唐代摹本。这幅画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英国人盗走，以25英镑卖给了大英博物馆。原作12段画面如今存世9段，严重风化，被博物馆分成三卷装裱。2012年，大系团队与大英博物馆沟通，希望获取《女史箴图》等中国绘画图像，以编纂大系。历经十年，断裂的《女史箴图》才得以复原，存世9段以完整面貌呈现。

大系收录一万多幅古画，其中很多画历时经年才得以收录，其间困难重重。

传为五代董源所作的《寒林重汀图》，也是耗时长久才收录的一幅画。这幅画收藏于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，大系团队横跨三年、三顾黑川才拍摄完成。起初，黑川所只同意提供往年拍摄的4×5英寸底片；第二次，答应大系团队只能用8×10胶片拍一张全图，不能拍细节。大系收录的每一幅画在拍摄全图之外，还要专门拍几张局部，呈现最关键的细节，否则只能用原图底片放大局部，便失去了细节图的意义。他们没有放弃，回到杭州后，继续与黑川所沟通，最终得到同意，次年再赴黑川所拍摄了局部。

苏州灵岩山寺是一座千年古刹，收藏着十多幅明末清初“四僧”(石涛、八大山人、石溪、弘仁)的画作。时任灵岩山寺住持、净宗泰斗明学法师在特殊年代里抢救下了这些名画，视若珍宝，不愿轻易示人。大系团队数次上山拜访，带着全套摄影器材，雇佣轿夫抬上山，一等就是三个小时。明学法师起初不为所动，最终还是被他们感化了。在一间会客厅里，大系团队将白纸贴在墙上，再将画作举在白纸前，以避免画作直接与墙面接触，拍摄完成了“四僧”的名作，距离第一次上山已经过去了四年。

许洪流说，全世界收藏机构的宋画，大约九成已被《宋画全集》收录。对于文物的展示，收藏机构绝大多数都保持开放，愿意通过大系让所藏的绘画更广为人知。

《宋画全集》中半数海外藏品都来自日本，全集启动之初，许洪流就前往日本到处寻访。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沟通，让他深刻领会到这件事的复杂。

连续三天，东博干部会上都在讨论这件事，每天会后，时任东博列品部主任的副馆长富田淳与许洪流碰面，转告馆方的疑虑。许洪流当晚便在酒店手写回复信，传真给富田淳，请他次日帮助解释。富田淳是浙江的女婿，在中国美院留过学，对中国很亲近。有一次，富田淳欲言又止，许洪流请他不妨直说，富田淳才说破，馆长担心中国的出版质量。许洪流说，馆长的担忧可以理解，但请放心，全集一定会高质量完成，“可惜我现在没有样品给你看，但我是有底气的。”三天后，日方馆长终于点头答应。许洪流至今还记得那些天的焦虑，“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，那种感觉很难受。”

更多的海外机构都提供了主动的支持。有一年暑假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专门请来一支摄影团队，按照大系标准拍摄馆藏的古画。浙大驻纽约联络处负责人许翾去到波士顿美术馆，馆方带她参观一间画室时对她说，这是专门留出来进行大系图像拍摄的。

现任浙江大学人才办主任的许翾，当时是浙大驻纽约联络处唯一的工作人员，平常负责校际交流、人才引进和校友联络，大系启动后，与海外收藏机构的沟通成为一项重要任务。她负责联络大都会博物馆、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、波士顿艺术美术馆和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四个机构。“当时合作很顺畅，遇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国际合作机遇期。”许翾回忆说，美国东部的校友给了她最大的支持，“我最焦虑的是拍摄进度的问题，而不是被拒绝。”

用技术摆渡

“历代绘画大系”里的这些画有多高清呢？局部图会放大到原画1.5倍、1.7倍，捧在眼前近观，可以看到面对真迹都难以看清的细节。

达到此种程度的出版效果，仰赖高清的摄影，以及精细的印刷。

大系的摄影团队只有一个人，是摄影师章益林，今年40岁。章益林的常规装备，是两只硕大的黑色旅行箱以及一只三脚架袋，装着相机、胶片、摄影灯、三脚架等器材，重达150斤。胶片是8×10英寸的，长宽分别为25.4厘米和20.3厘米，仅仅略小于一张A4纸。一张8×10胶片的面积，约等于普通135胶片一卷的面积之和——这是工业化生产的最大尺幅摄影胶片。

照片的清晰度，与胶片放大的倍率成反比，放大的倍数越低越高清。如此硕大的底片，甚至比一些单幅扇面还要大，只需等大拍摄；普通绘画手卷高度一般不超过五六十厘米，底片放大两倍即可。尺幅更大的作品，8×10胶片倍率也不会超过四倍。

胶片还有另一个无法取代的优点——色彩还原度。这么多年，大系团队一直跟踪对比最先进的摄影器材，十几年来，数码相机的像素从3000多万进化到1亿、1.5亿，但色彩还原度依然不如胶片。

“在色彩还原、水墨层次，以及画面的厚重感上，胶片有绝对优势。”章益林说，“如果将墨色的浓淡分出层次，假设胶片能还原十个层次，而最高级的数码相机也只能还原七八层。”因为数码相机依靠芯片的计算还原色彩，遇到十分接近的颜色时，可能会处理成同一种替代色，层次缺失常常让数码照片透出一种“单薄”之感。而胶片相机的原理是光学，会一五一十还原摄入的全部色彩。

“比如宋代陈容的《墨龙图》，墨色一层一层渐变，渲染出龙的形象。还有《千里江山图》之类的青绿山水画，石青、石绿颜料随含水量的不同，呈现出层层不同的青绿色。只有胶片才能很好地还原这种丰富的层次感。”章益林说。

当他在日本的博物馆支起这套家伙的时候，有日本同行很惊讶：需要这么大的底片吗？这台木质框架、体积庞大、满满机械感的摄影机，酷似百年前的老相机，而章益林为文物拍照时的身姿，也酷似百年前的照相师。他随身带一块黑布罩住相机，拍摄时钻进黑布里，以避免环境光对视觉判断的影响。不同的是，当他按下快门的那一刻，已经没有一阵烟雾冒出。

摄影只是中间环节，是将绘画从古代纸绢复制到当代铜版纸上的摆渡者。从纸到纸，却要跨越千山万水。从原画到摄影胶片，失真一次；从胶片到电脑，再失真一次；从电脑到打印机，又要失真一次；从打印机到纸上，还得失真一次。每一次介质的转移，都是一次失真的过程。必须仔细校正，在每一步上保证最大程度还原细节和色彩，印在纸上的画作才能惟妙惟肖地再现原画神韵。

校正是纤毫之间的精细事儿。印刷时，要把眼睛练得像高清摄像机一样，对每一幅画的浓淡深浅、色彩层次、气息风格精确感应。而印刷机又十分敏感，温度、湿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它的表现。“如果晚上下了一场雨，空气中湿度增加，第二天打印出来的颜色都可能偏差。”《宋画全集》执行主编、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许洪流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为了满足《宋画全集》前所未有的印刷要求，承制的印厂自掏腰包几百万元，从国外购入专门设备。印刷界常规以200点精度的“调幅网”制版技术实现行内公认的“照片质量”，其印刷品每平方英寸由4万个网点组成。而《宋画全集》使用的10微米“调频网”技术，每平方英寸有36万个网点，清晰度提升9倍。纸也是从德国定制的，表面毛孔极少，每个网点能“踏实”地落在纸面上。

印刷《宋画全集》的时候，许洪流要求项目团队必须有人跟机，在印刷车间三班倒，每一版试印，跟机人员签过字才能正式开印。第二天，前一天印刷的版样送到许洪流的办公桌上，他认可了，才算过关。有一次他出差回来，累积多日的版样全部被他无情地毙掉，仅纸张成本的损失就多达20多万元。

严苛的标准保证了每幅画的逼真还原。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摄影师弗拉基米尔·捷列别宁为大系拍摄了该馆所藏的敦煌绘画藏品，他感叹，在大系的照片里，能看见绢画丝绸上细腻的纹路。

大系的遗产

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余辉曾赞叹，有了历代绘画大系，做宋元绘画研究多数时候不需要看原画了。即使他身在故宫这座书画宝库，从文物库房取出绘画也并非易事。故宫对此有严格要求，珍贵古画每次出库，都要回库“休眠”至少三年。

文物需要保护，也需要被利用，极为脆弱的古代绘画，给利用造成了极大障碍。它们极少现身，有些真迹世人一生都难以得见。博物馆里，两千年前的青铜器可以每天展出，但哪怕20年前的书画也经不起长期暴露。历代绘画大系以像素级还原的印刷质量，将分散在全球收藏机构库房里的中国绘画复制出来，为利用和研究提供了便利。

“最近十多年，学术界对早期古代绘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，历代绘画大系起到了推动作用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”金晓明说。如上海着名书画鉴定家陈佩秋在《宋画全集》出版后，借助全集倾力于宋画研究与鉴定，为很多画写下批注。

大系编纂17年，耗去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、壮年生涯。

金晓明已经两鬓斑白。上世纪70年代，他十几岁学书画时，很难找到范本。他记得上海书画出版社出了一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米芾《虹县诗帖》字帖，自己渴望极了，但印量有限，买都买不到，只能用透明纸拷贝出一本。作为艺术史学者，他更清楚如今这样一套高质量的绘画资料出版后，对于研究者、爱好者，以及千千万万学国画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。有机会参与这样一个项目，他觉得，“这一辈子，足矣”。

章益林加入大系团队时还是大四学生，如今年已不惑。他的职业生涯被这个项目改写，他曾经想做商业摄影，大系将他锻炼成一位眼光独到的知名文物摄影师，最近正在拍摄的项目是《良渚玉器全集》。“一辈子能干一件有意义的事，这种机会很少。”他说，“我把一生最好的时间全扑在这一件事上，很庆幸能坚持下来。”

他的那套“重型装备”依然在服役，拍摄《李可染全集》等项目时，8×10胶片相机重出江湖，以大系的标准为文物留影。这是大系的某种继续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2年第40期

转自:浙江文物网